暑假回乡，在车上遇到当年的一位学生。多年不见，倍感亲切。第二天，他便约了十多位同学来与我聚会洗尘。当年的一群少不懂事的孩子，如今都已成家立业。听他们各自介绍，有的从政，有的经商，有的作了记者、教师。有的已为人父、为人母。时光流逝，人事变迁、令人唏嘘不已。车上相遇牵头聚会的刘祥，曾是班上最憨厚老实，成绩中下的不起眼的学生，如今已建起了自己的公司，据说干得正红火。
    个席间轮到罗轶来向我敬酒。高大个子的小伙子竟毕恭毕敬地向我鞠了躬，我又感动又惊惶。"老师，我还带了样东西来。老师，你看，这是你带领我们办的《二月》创刊号。"
    《二月》？是《二月》！薄薄的32开的一册油印小册子，封面上鲜红的两个字，像火苗灼热了我的眼和胸腔。
    11年前的二月，高89级2班的一群男孩和女孩，经过半年的筹划、争取和准备，决定在新学期成立自己的文学社，编印自己的期刊。
    一群少男少女做着五彩的文学梦，这是我们很多成年人都曾经历过的。但这次建社遭到了非议，某主任出面干预了，理由有三：一，读高中嘛，不努力学习考大学，搞什么文学社？二、还印刊物，由谁出力出钱？三、搞"社团组织"，要报民政部门批准，否则是违法的，学校不负这个责！
学生们犯了倔毛病：我们偏要把社建起来，把刊办出来！谁说一定会影响学习呢？没有人没有钱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学生们借来了钢板和蜡纸，选出了自己的作品。在班上名次居中，但文章写得呱呱叫的罗轶被推为社长。我则被推为"名誉社长"，作为语文教师，我对于催生他们的梦想，确实有推御不了的"责任"。一个学期来，我与他们是师生，又是朋友。我跟他们谈学习，也谈《青春万岁》、谈《静静的顿河》；谈张海迪，也谈海明威，谈舒婷。我从他们的"练笔"中选出佳作，在朝会和晚自习上交流，是我最先提议组建一个文学社。
    我们给文学社和社刊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--二月。二月，是社的生日。二月，是复苏的早春。地上的草尖、树上的芽胞都还很嫩很小，但只要夜来一声春雷，第二天一早就会爆出满山满野的新绿，姹紫嫣红的委节便轰轰烈烈地开场了。二月，是春的序曲！
    创刊号刻印出来了。范洁的父亲是市里有名的书法家，热心为大家题写了刊名。学生们用硬木把题字刻成印章，用大红的印泥印在封面上，配上大方简朴的花边图案，真是一册十分精美的刊物呢！捧读那一篇篇作品，更是一种最美的享受，字里行间都跳动着一颗颗鲜活的心，已然麻木的我，又感到了人生最纯真的脉动！
    创刊号《二月》在校园不径而走，没有名家作序、也没有民政局的批文。美丽的青春无需借什么饰物来装点，青春的赞歌一定是不会违法的。
    文学社的成员中，大有平常成绩偏下抬不起头者，如今怀里揣着一册印有自己作品的《二月》，于是进进出出嘴里都哼着曲子。谁说"梦"都是虚妄无益的呢？
    但是，某主任毕竟是久经世事的人，他的一些预言颇有先见之明。到第三学年，高考的压力日重，学生们的笔不得不更多地用于书写试卷，演算没完没了的习题。社长换人，没有钱买纸。《二月》未能继续办下去，文学社终于没有维持到那个七月。
    时过十多年，学生高中毕业后已天南地北各奔前程，我自己也是最终远走他乡。"二月"，已经成为一页尘封的记忆。但当学生将珍藏了十多年的创刊号又递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不能不感慨万千。我们的校园该不该有一朵属于孩子们的梦想之花？尽管我们也许未能培养出一个文学家，但我们能轻视文学对人灵魂的感化和熏陶吗？

1997.11.23